中国企业为什么需要德鲁克

　　彼得·德鲁克（1909－2005年），在美国阿特蒙德踏上其生命的终点时，20世纪最大的旁观者和思考者就此终结，包括其对未来社会惊人洞见的"先知"能力，也就此终结，随后是全球性的纪念登场。

　　但对于中国的企业界和社会思想界，彼得·德鲁克都是一个世界级的"陌生人".即使在以"管理"为要务的公司世界，大谈特谈营销的"科特勒们"的中国影响力，远在其之上，更不要说杰克·韦尔奇的"超级CEO神话"、吉姆·柯林斯的"基业长青"、迈克尔·波特的战略分析……对于中国20多年商业史上涌现的那些代表性企业家，只有海尔张瑞敏声称拜读过德鲁克的著作，其他则在公开的谈话中无法见到一瞥。

　　对于知识界和思想界，德鲁克更远远被遮蔽在诸如哈耶克之类的偶像之后，知识界宁肯在"后现代"或"全球化"的词汇中打转，在"新左"或"新右"的路子上搏斗，也无视德鲁克对"后资本主义社会"异常惊人的预见和行动指南，而其对未来社会的精辟洞见，也在类似约翰·奈斯比特式的"亚洲世纪"的合唱或"中国世纪"的讴歌之中，无影无踪。

　　为什么如此？这足够让人深思。

　　但德鲁克恰恰是中国真正最不可错过的思想者和旁观者。

　　中国大时代与其核心价值的界定

　　还是不要兜圈子了，德鲁克对于中国的价值，关键是在于其对大时代及其核心价值的框定。

　　尽管，价值判断，在中国曾经遭受毁灭和幻灭，但对一个大时代及其价值的认定，依旧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在这个时代什么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

　　对于"这是一个什么时代"的根本追问，应该说是19世纪下叶以来文明失落的中国人一直以来的锥心刺骨的追问。在20世纪愈加紧迫，他们骤然被抛入一个个动荡不定的甚至是灾难式的新旧冲突和社会巨型变迁之中，勉力追赶着时代本身，试图从苦难中走出，迎接光明的前途。他们大概相当频繁的修正或彻底改变对一个时代的认识和价值界定。其频繁和前后矛盾的程度大概世界仅见，但这并没有丝毫减轻他们曾经的宿命：他们往往错过时代本身，甚至以"进步"的名义，制造了更深重的苦难和倒退。

　　为什么如此？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国人对于自己时代的界定与价值体系的错位。在这之前，中国的历史时代，在界定自己的时代坐标时，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词汇。而德鲁克穿越整个20世纪的体验，对250年以来现代社会和历史的旁观和思考体系，恰恰是我们可以参照的路标，让我们明白选择什么？为什么选择？

　　确切的说，回到当下，在世界历史的图景上，中国人从追寻起源于欧洲的完美社会拯救方案――共产主义，转向追求财富和经济增长，其价值转换的内在机理到底何在？当一个"世俗宗教"宣告终结之后，我们真正要进入一个什么时代？这个时代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基础何在？是不是返回财富和市场（资本主义）的轨道，问题就迎韧而解？

　　中国人的确前所未有的进入追求财富的历史时代。财富正在被视为现实的本质，这个250年以来最令人激动也最难以把握的词汇，自亚当·斯密以来，人们要么试图以"看不见的手"，要么试图以"看得见的手"，来试图把握和控制其规律。这是我们熟悉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大战。但直到今天，我们默认的"资本主义"已经扩散到中国的各个角落时，我们依旧难以从容面对更加深重的困惑，这是因为一直渴望致富的中国人亲身体验了其进程的痛苦：国家和个人奉行过度的机会主义，信仰被视为阻碍致富的教条，社会生活的底线异常脆弱，甚至经常性的被颠覆，自我期许和别人标榜的"世界工厂"正在将中国的竞争力演变为转型社会的分裂和痛苦……这正在促使在20多年的商业史中出现的本土企业世界，在转型社会中难以获得主流价值的认同，而20多年前它刚出现时，曾被视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