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规”与管理

网址:www.tem.com.cn 时间:2007-12-14 15:09:00 来源:中国电话营销网作者:佚名

　　陋规，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明清两代，官场风气和行政效率就都同陋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时至今日，“陋规”的名称虽已不在，但在形形色色的治理活动中，陋规依然影影绰绰，无论它寄生于企业还是政府。

　　所谓陋规，实际上就是不成文的官场办事规则。“陋”是指没有正式文件，在《六部则例》上查不到；“规”则指实实在在、明白无误的显规则，而不是价值观念意义上的潜规则。假如准确地翻译为现代汉语，陋规应当直接表述为“官场礼则”，说白了，就是官场的送礼规矩。

　　官场上的润滑剂

　　如此陋规，缘何而起？据考，这种风气源于明朝朱元璋的低俸政策。朱皇帝出身贫苦，认为“凡官皆贪”，因此在他制定的“祖制”中官吏俸禄就被压得极低。《明史•食货志》有云：“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此外，朱皇帝严格禁止他的子孙更改祖制，敢有妄议者，杀无赦。好在官员手中有权，权可以变成钱，这比更改祖制要轻易得多。其实从成祖朱棣之后，官吏的收入基本上就不靠俸禄而靠受礼了，清廉奉公的官员也不例外。“大气候”如此，朝廷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皇帝也心知肚明，只要不搜刮过份，就是好官。久而久之，官员收礼就成了惯例，而且是官方默认的惯例。甚至官方在计算官员收入时，都把俸禄简略不计，只算各种礼金。什么职务收多少、哪些时候该送礼、送礼的规矩和途径有哪些，都有了不成文的章法。官方许可，民间无奈，相沿成俗，概莫能外。

　　清朝入关，将明朝的制度照搬不误，低俸制随之沿用下来。官员收礼也有了比较固定的称呼，一般叫做陋规，正规一点称为规费、规例或赠与。各种规费名堂繁多，夏天谓冰敬，冬天谓炭敬，节庆谓节敬，生日谓祝敬，过年谓年敬，门生拜见谓贽敬，出京辞别谓别敬，过往客人谓书仪。赠与关系更包括乡梓、同年、亲戚、门生、故吏、同窗等，数不胜数。

　　送礼必须要有来源，最主要的就是地方州县官征收的火耗。古代实行包税制，地方州县向朝廷上缴的赋税有定数，还必须是规格一致、成色统一的库平纹银。倘若数额不够，负责官吏就要包赔。事实上，从民间征收来的只是铜钱或碎银，官府要把铜钱兑换成银两、将碎银熔铸成标准银锭。这样一来，就要在正税之外加派一定比例的“火耗”，意为熔铸过程中的损耗。实际上，熔铸损耗之外，官府征收和解送等杂七杂八的费用也被划入火耗。

　　康熙帝曾公开说：“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是好官。”实际上，康熙帝十分清楚，火耗远远不止一分（1）。号称康熙年间第一清官的嘉定知县陆陇其，也要加征四分火耗（4）。因各地情况不一、官员心态各异，对加征火耗的比例，朝廷并没有统一规定。各地按沿用已久的习惯操作，“每两有加至二三钱、四五钱者”，“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有之”。正税与火耗的关系，同当代税与费的关系类似。根据现有的资料综合来看，清代的火耗大体在正税的10～50之间。火耗的结余，称为耗羡。这笔数目不小的“预算外收入”不受朝廷控制，也就成了官吏的补贴。

　　享有税收权力的官员就有耗羡，自然免不了引起政府各部门与各层次之间的不平衡。结果，耗羡还要“再分配”。中国是一个讲人情礼仪的国家，清朝衙门大堂之上最常见的匾额“天理人情国法”正好反映出官员的行为准则。自从理学兴起，“万事抬不过个理字”，“天下惟道理最大”；其次，必须考虑人情关系，以情辅理；最后，才是遵循国法，国法也是为天理人情服务的。

　　所以，他的官不那么好当。广州官民上下一心地想要扳倒杨文乾，可杨文乾的改革是按雍正的大政方针做的，所以只能从别的地方下刀子。这种地方其实很好找——就是贪污。任何一个王朝，收拾一个当官的，最得民心而且也名正言顺的，就是惩处腐败。于是，由福建巡抚常赉出面，狠狠参了杨文乾一本，有鼻子有眼地说杨贪污达30余万两。对于这种官场游戏，雍正心知肚明，于是，一不查二不办，反过来却派杨文乾到福建查办仓库亏空。在雍正的力保之下，杨文乾才没有丢掉顶戴，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雍正朝后，陋规故态复萌。乾嘉年间，养廉银依旧，而陋规红包却也死灰复燃。道光帝以节俭出名，心疼国家银子，于是借口国库空虚等等缘由，要求官吏从养廉银中“捐献”、“资助”国家。很快，养廉银的实发折扣越打越狠，官吏的陋规红包却水涨船高，一切又恢复了过去的常态。所不同处就是苦了百姓——原来的火耗已经变成正式附加税，现在的陋规又要增加新的收费项目。到了晚清慈禧时的新政，几乎所有的改革举措都毫无例外地变成了官员捞钱的新途径。李鸿章曾在奏章中描述：“政以贿成，婪索相竞。自大府以至牧令，罕能以廉公自持。取之僚属者，节寿有贺仪，到任有规礼，补缺署缺有酬谢。取之商民者，街市铺户有摊派。变本加厉，上下相沿，不以为怪。”当初雍正的改革，至此彻底走向反面。

　　历史警示

　　陋规的兴衰演变，为当代治理提供了许多启示。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人类行为会自然形成某种惯例。对此，治理者必须高度重视；否则，治理活动就很难有效，甚至寸步难行。治理者的权威，不仅来自法律制度，更取决于对惯例的把握程度和尊重程度。例如，《红楼梦》里的探春管家，一上任就碰上了给赵姨娘兄弟发放“抚恤费”的难题，幸亏熟知其中窍道的王熙凤派平儿来告知她以往惯例，才化解了这个难题。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有经验的治理者一旦碰上某件拿不准的事务，不仅要查考制度是如何规定的，更重要的是还要了解以往实际是如何操作的。单一迷信纸上的制度，往往会碰钉子甚至触霉头。

　　对惯例问题，学术界中的许多大家都进行过透彻的研究并提出了深刻的理论见解，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理论就是一例。自发秩序的形成源于社会文化，由此也就形成了治理与文化关系之结（complex）。那些试图按自然科学的方式和法则研究治理的学者，那些幻想将治理学构建成与物理学类似学科的努力，恐怕没有能够成功的。其中的要害，就在于治理活动中渗透了文化因素的影响，无法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中国的物理学同美国的物理学几乎没有区别，但中国的治理学同美国的治理学则大不相同。在中国，这个治理与文化之结，是由伦理人情关系形成的一种互相缠绕、环环相扣的“中国结”。这一点，同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紧密相关。关于伦理人情关系在中国的非凡地位和深远影响，不少学者都有深刻的论述，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梁漱溟先生提出的“伦理本位”。要在中国取得治理上的成功，仅仅把握“流程重组”、“战略模型”、“六西格马”、“平衡计分卡”等先进技术，恐怕尚属枝节，而只有把握社会关系、人情冷暖，才可能是根本。

　　从陋规的形成和演变，还可以看出，假如正式制度违反了文化背景的价值准则，陋规会在不知不觉中瓦解正式制度的效力，使正式制度形同虚设，甚至走向反面。原本，在汉唐时期，官场送礼是被视为行贿的，因此也有相应的办法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