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21世纪7种人才有鲜明特点

　　中国许多高校普遍存在着一种重“研究”而轻“教学”的倾向。在评价院系或教师业绩的时候，发表了多少被SCI收录的学术论文，或完成了多少国家级的科研项目，往往成为了最重要的评价标准。至于一个院系在教学改革或课程设置上花了多少精力，或一名教师在培养学生方面投入了多少心血，却往往少有人过问。而一个优秀的教师往往是激励学生向上、好奇、兴趣最好的方式。所以，重“研究”而轻“教学”的体系可能扼杀未来的21世纪人才，以至于无法满足企业客户的真正需求。

　　例如，此前媒体曾报道，某著名高校的一位老师的教学水平有口皆碑，他教授的课程在学生网上评教活动中以罕见的满分居全校之首。很多学生称他为“我碰到过的最好的老师”。源于对这位老师的敬爱，在他去世后的三天内，该校BBS上竟发表了学生千余篇悼念文章，学生还自发筹资为他出版纪念文集。但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教师，因为一直以来不愿为晋升职称而“炮制论文”或“疏通关系”，于是被为“没有像样的科研成果”，至死也只是一名讲师。

　　前一段时间，一位美国一流高校的系主任到一所中国一流高校参观，他发现在那所中国高校中，做研究的教授的实验室离教室很远。他问那所学校的校长：“这不会很不方便吗？”那位校长居然回答说：“我们做研究的教授不必教学，我们给他们很好的实验室，让他们专注研究就好了。”这位美国系主任很不以为然地对我说：“在中国，教授不教书，还能称为教授吗？”

　　这种重“研究”而轻“教学”的倾向必然会阻碍高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并影响到人才的培养和人才战略的实施。事实上，教学与科研对高校来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高校管理者应当要求所有的教授都要教学，并且应该从教学评价体系、教师评级和奖励制度等方面做出正确的引导，使偏重教学和偏重研究的教师拥有同样的发展空间。

　　7. 为教授提供有竞争力的科研环境，吸引真正的海外人才归国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中国大学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师资问题。这个问题在研究方面特别地明显。在我工作过的多家企业，每年招聘时都会收到数千份中国大学毕业的博士的申请。可不幸的是，除了很少顶尖学校的博士外，大部分博士所做的研究课题都是陈旧或者没有意义的。我想，这个问题主要可以归因为一部分博士生导师的能力有限，并没有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每年我都会看到数千个花费了三到五年的时间读博士、却在事实上降低了自己的竞争力的应聘者。我不得不郑重提出：中国高校应该重点突出地为少数研究者提供最有竞争力的科研环境，并且尽量吸引真正的大师加入。只有这样，才可能培养出满足21世纪企业或科研单位需要的博士生来。

　　在美国，大学教授是一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大学教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良好的待遇，获得“终身职”的教授职位也极为困难。申请者需要完成多项独立科研工作、在高水平的期刊发表文章、成功地指导博士生，再经过严格的师资评审制度，由同行教授进行客观考评，还要加上学生的评语。如此高的门槛，保证了教授的质量，也保证了教授的社会地位。

　　我在中国去过的几乎每一所大学的校领导都曾向我抱怨留不住人。最好、较好、甚至中等的学生毕业后，出国的出国，就业的就业，都不愿意留校任教。待遇不好造成师资不足，师资不足造成学生不满，学生不满造成老师社会地位降低，低的社会地位造成待遇更上不来。这很容易形成一个危险的恶性循环。

　　因此，中国高校必须从根本上着手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提供一流的科研条件，为优秀教师提供一流的待遇，用开放的管理理念和优越的物质待遇留住最好的教学与研究人才。这些需要先从一流高校做起，然后逐渐向其他高校辐射。此外，为教师队伍引入合理、明确的评价标准和晋升体系，以及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学习美国高校设立“终身职”制度、“同行评议”制度等，也是完善教师管理制度的必要举措。

　　的确，中国的高校目前也吸引了一批海外归来的学者，其中一些是蜚声国际的（例如清华大学聘请的姚其智教授），但是还有更多却并不是真正学问出众的学者。在吸引海外学者归国的计划中，学校不要忘记目标是找最好的学者，而不是找普通的“海归”。对于那些公认的“大师”，希望高校不要急于给他们加上“行政头衔”（当然，优秀的教授也应该可以享受等同于“院长”、“主任”、“委员”的待遇）。学校应该让那些适合处理行政事务、善于管理的教授去担任行政职务，而把那些热心于教育，擅长科研教学的老师留给学生。

　　8. 除了高智商，也要培养高情商、高灵商的学生

　　21世纪既需要高智商，也需要高情商、高灵商，因为在“平坦”的21世纪，几乎没有哪份工作不需要很好的人际合作，而且，这些合作可能是跨国界、跨领域、跨公司的。要做一个21世纪的人，就必须能够与人沟通合作。印度著名企业Wipro的首席执行官保罗曾说过：“我可能早上和一个美国人合作以便更好地与某印度公司竞争，中午向一个中国人下订单，下午和一个法国人签约，晚上把产品卖给英国人。我们能把任何工作移到任何国家。今天的人才不但要适应这种国际产业链中的合作与竞争，而且更需要具备自觉、上进和沟通的能力。”

　　在开复学生网，学生提出最多的问题是关于为人处事的问题。因为学校注重成绩、智商、考试，但是没有在心理成熟、人际关系、团队精神、道德人品方面给学生足够的指导。近期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自杀率增高也是这个问题的延伸。其实在企业里，高智商只是成功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情商和灵商的培养。

　　智商当然重要。我并不否认在一般情况下，成绩好的学生在求职时的成功几率可能更大些，但事情并不那么绝对。根据《隔壁的百万富翁》一书的统计，美国百万富翁的平均大学成绩只有2.9（3分相当于乙等，2分相当于丙等），并不是非常突出。根据Daniel Goleman著名的研究，企业家的成功更来自于情商而非智商。

　　我曾在中央电台《对话》节目中和一位中国大学副校长讨论学校与人才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学校的职责在于培养高智商的人才，而我认为除了聪明才智之外，学校必须培养守诚信和有团队精神的人才。守诚信就是“灵商”，团队精神就是“情商”。因为大学四年既是学生可塑性最强的四年，也是学生最容易被误导的四年。如果只重培养智商，则走出校门的人才很可能成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畸形”人才。大学应注意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之成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大学生。

　　例如，在团队合作方面，国内一些高校对学生的要求并不高。我的一个朋友曾在某大学开设一门课程。开始时听课学生很多，但后来他发现，有30%左右的学生自动退出了。课程结束后对退出课程的同学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同学退出课程的原因竟然是：该课程的许多作业要求学生组成团队共同完成，但学生们却对团队合作的学习方式感到不习惯和不适应。显然，这些学生并不理解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当他们参加工作后，所有的工作都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完成，如果能在课堂上积累更多的团队合作经验，那对今后的工作该有多大的帮助呀！

　　为了增加情商或灵商，最好的方法不是加开一些这方面的课，而是让学生经过实践从参与中学习。我建议高校为学生提供全面的素质训练，帮助学生利用学生社团、项目合作、暑期实习等各种机会，培养情商、体商和灵商等方面的潜质，让学生学会思考、沟通和参与团队合作的基本技能，为未来走向工作岗位做好准备。学生社团是很好的机制，但是应该让这些社团作为为了学生而不是为了校领导而存在的团体，鼓励所有的学生参与，而不是把奖励、机会都给了学生干部。在这个身体力行的环境中，老师必须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以身作则。作为学生的楷模，老师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